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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余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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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第一组发言记录(前半场)  

2011-12-04 17:07:4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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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分组讨论< xmlnamespace prefix ="o" ns =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office" />

第一组   读书  藏书  出书

 

20111014日,温州市图书馆一楼)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主持人(陈子善):现在会议开始。上午要点名,下午不需要点名,大家自由发言,由于时间比较紧凑,尤其是我主持的时间比较紧凑。

        我就讲几句话,很简单的。读书每一位从小学开始就在读书,一直读到现在还在读书。我想这辈子别的活我也干不了,既不能当工人,也不能当农民,更不能当解放军,又不能去保卫南海,只能读书。因为我还在教书,总是跟书有关。读书就想到要藏书,因为图书馆借书很不方便,现在大有改进,当然问题还是存在不少。自己在图书馆工作过半年,可以这么说,我既不完全站在图书馆的立场,也不完全站在读者的立场,努力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来讨论问题。但是,还是发现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会存在的。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?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。所以,在这样的情况下,借书读还不如自己买本书。

        接下来又有新的问题出现,我买了书以后开始知道在哪里,现在不知道放哪里去了,再怎么找,也找不到了。我的文章写得很慢,一本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,明明知道自己有的,但是就是找不出来。翻箱倒柜,弄得浑身大汗,这本书还是找不出来,怎么办?只好再让学生去图书馆借书,这样形成很奇特的一个循环,因为借不到书就要买书,买了书以后想要用书,结果找不到书后,还是要回到图书馆去借。

       最近,董国和先生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,是在台湾出版的。让我给他写一个序,但是,到他的书出来,我的序还没有写好。在文章的开头我谈了一个看法,藏书是一个美事、好事,仅仅是藏书,这是有点遗憾的。

      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藏书家,他们也编了很多书,做了很多考订。把自己藏书的心得,而且在藏书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,产生一些自己的看法,把它写出来跟大家交流,听听别人的意见,可能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解决。我主张喜欢书的朋友、藏书的朋友和买书的朋友,多写自己的心得体会,慢慢地写,逐步提高。我想,我们大家的智商都不差,熟能生巧,肯定会越写越好。

       上海有一位藏书家,书收藏丰富。但是,我几次建议他写一点东西,他写的很少,几乎不写,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讲,哪怕你是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,比如银行、机关、其他部门的。如果你有兴趣、有时间,还是多写一点,留下一些你自己藏书的经验和体会,供大家一起分享,慢慢写了,可能就会形成你自己比较独到的看法。有些书专家、学者都没有看到,所谓的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有的书都没有看到,你看到了,你就有第一手的发言权。在这一个过程中有独到的体会和感受,也许这本书在某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书,或者是非常重要的杂志,你就把它写出来。

       方先生的那本书我就非常有兴趣,温州民国的这些文人非常有意思。从温州出发,比如他在研究金溟若这个人,《鲁迅日记》当中提到的,但是,我们不知道后来到哪里去了,干什么去了。把他生平的作品做一个系统的梳理,填补了这个人在研究上面的一个空白。

所以,这样的例子很多,我就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,希望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有新的成果出来,又出一本新书,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大家!

 

王稼句:这个话题,不是读书、藏书、出书这个顺序,而是出书、藏书、读书,这当然是玩笑的话,出了书,有了稿酬收入,才可以买书、藏书,有了书才可以去读书,不是吗?

记得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我还在大学念书,苏州古旧书店的二楼专买旧书,并不对外公开,熟人是可以上楼去买的。像《人间世》《论语》《宇宙风》等杂志都是全套,很少有人去关心,新文学的初版本很多,郁达夫、徐志摩等都有,毛边的郁达夫零本,不过一块五毛钱,二块钱就可以买一本良友版的精装本了。但当时囊中羞涩,一月只发十五块的饭菜票,哪里有闲钱去买书。像这些初版本,有的现在已经卖到二三千了,当时很便宜,也很多,即使有藏书的想法,也真是买不起。

后来,我开始写文章,当时稿费是很低,《读书》的稿酬千字十块,地方报纸千字只有三四块。工作以后,每月工资是六十六块五毛,而我努力写作,同时开了四个专栏,每月稿费收入有四百左右,也就有钱去买想买的书。八十年代的书价还很低,一套四厚本精装的《佩文韵府》定价才五十块。我的许多书,就是当时靠稿费的收入攒下的。可见有了钱,才能买书,买的书多了,也就有了藏的意味。

但我不算藏书家,这顶桂冠也不是随便好戴的。某年江苏搞了一个评选江苏十大藏书家的活动,徐雁他们是评委,动员我参加,我婉言拒绝。我认为提倡读书和藏书是好事,但并不是有一点书,就算藏书家,藏书家一是要有数量,二是要有特色,三是要在书上做点事情,像黄裳、姜德明、倪墨炎、< xmlnamespace prefix ="st1" ns =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smarttags" />韦力等先生,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。南京有位先生,藏书总有五六万,但因为家中没地方放书,于是都打了包寄在别人家里了,尽管他爱书如命,精神可嘉,但大概不能算作藏书家。

有了书,就要充分地用书,大学的教授,社科院的研究员,大概都很有一点自己专业的书,但其中不少人不去读,要资料就上网去抄。如甲学者写了一篇论文,乙学者去抄甲学者,丙学者又去抄乙学者,想不到甲学者也是抄来的,并且抄错了,也就是说甲乙丙丁全错了。尽管他们都“学富五车”,但不读书,不肯用心去核校,也就是一种学术腐败现象,这是令人痛心的。

读书还可以让我们知道当前的学术状态,现在有一种错觉,好像什么都成了学问,什么学问都有专家了,其实并不如此,很多学科建设都是匆匆忙忙建设起来的,不少还是“大跃进”的产物。如有关专业的史,目前大都是朝代史,并不从它本身的规律出发,更有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下写成的。因此,重建学术史,应该是时下专家学者的一个任务,我很赞成陈平原关于重建文学史的倡议。

只有读书,才知道读书是没有穷尽的。现在各地都在整理地方文献,温州是做得很好的,整理了不少,学者做学问,就比过去有更好的研究环境,可以更多地去查阅少见书、未见书,利用各地的文献资源来做自己的学问,拓宽了视野,丰富了史料依据。

随便想到,就说这些。谢谢。

 

          泱: 我到稼句的书房去看过,他的藏书很多,他自己也不把自己作为藏书家,我们就更不会把自己作为藏书家。我们喜欢藏些旧书,量也不多,为了使用和写作。稼句说有钱才会买书、藏书。我觉得出书也未必赚钱,最近谈出版社出书的事情,觉得印也不多就印三千,版税10%,能多买点书。我也出过书,也没有觉得出书就是赚钱了,买书的钱每个月从工资里面拿出一点钱来买。从小喜欢读书,藏书从来没有把自己作为藏书家来看待,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是藏书家。出书现在比较难,我有时间就写,出书也要有机遇。

       第二,稼句第一次到温州,我也是第一次到温州,我几年前在上海开一个创刊研讨会,北京来了专家,他们都到上海来了,开到最后一天马上就要到温州去了,由于时间安排,我就说以后有机会。唐湜是诗人,后来没几年他就去世了。那时候如果到温州来,我就见到了唐诗人了,第一个来还愿,我喜欢他的《意度集》。

       第二个,温州还有诗人叫莫洛,前几年还不知道,他和上海的学者联系比较多,最近才知道他今年去世了,他姓马,他写打油诗,史料的研究,写解放前后关于人物的,对他也是比较关注的人,有机会到温州来能见面,但是今年两个都没见到,这两个都是温州的诗人。

       我上海有一个忘年交叫丁景唐先生,他的老师叫朱维之,他写了关于他老师的两篇文章,朱先生给老师写的这两篇文章在《瓯风》杂志上发表,我来之前他就跟我说温州很好,介绍一些地点。还有版画家,九十一岁叫杨涵,现在健在,在四十年代在温州开始从事木刻版画,我跟他接触比较多,接触这些人后我也有许多感想,觉得温州我值得来。我就说这些。

 

陈子善:他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回忆,提到莫洛,我第一次来温州是1978年,见了莫洛和胡今虚这两位,因为要了解许多情况,有好几封信给他,也仅此一面。第一次到上海坐船到温州,一个晚上,第二天上午到温州。看了胡今虚和莫洛先生,就上了雁荡山。请各位继续发言。

 

孙良好:参加这次会我觉得很有意思,特别轻松。我可能学术会议参加比较多,那种由大学或研究机构主办的会议规矩特别特别多,有时感觉不自在。刚才王稼句老师发言时,我坐在这里就觉得非常惭愧,现在的大学教授是该骂骂了,很多大学教授没有用心在做学问,当然,想用心做学问也不容易。我刚才跟方韶毅讲,读书、藏书、出书,对于我们这些教授并不难,读书我们有相对充裕的自由时间,买书我们有足够的经费,要藏书根本不成问题,出书的经费一样不成问题,我们有课题支撑。问题在于现在的大学教授没多少人在用心读书、用心出书、用心藏书,这是大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想用心,现在高校的评估实在是太多太多。没完没了的评估,从教育部开始一直到学院本身,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表格要填。有人把现在的教授叫表格教授,因为不会填表格就成不了教授。我年纪不算大,七十年代出生,还好在最初成长的时候有北大的老师们帮忙,顺顺当当地把这些表格中需要的东西无意间全部完成了。但是,现在这些80后出生的博士们,要是不会填表格,不会走关系,这辈子就别想成为教授,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。我有时候跟我的研究生讲得非常直接,在这个年头,大学的学问就是剩下两个:表格学和关系学,其他都是附属产品,你不会填表,你不会搞关系,一切晋升机会都没有你的份。我一直给我的老师们讲,好在你们早一点帮助了我,让我免受这种苦难,不然的话就太难受了。现在大学里只要你愿意填表格,你可以月月填、周周填、日日填,每天都没完没了地填。

        我在北大跟陈平原先生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,他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好像就叫《学问不是评出来的》。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道理,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强项,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外行评内行。比如说,我做唐湜先生的东西,断断续续做了十几年,让王(稼句)老师、陈(子善)老师这样的专家来评还行,但你说让一个做理工的或者说做社科的人来评价,他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好不好,拿什么标准来决断。但问题就在这里,比如我在评教授时,很多评委都不是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,甚至也不是做古代文学研究的,理工科的专家照样来投票。所以,我很欣赏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评审一直以来坚持的“代表作” 制度,因为“代表作”制度比较靠谱,审阅代表作的真的是专家是同行。但北大中文系只是一个例外,我们现在评东西不是看文章写得好不好,我们现在看什么,看你这课题是哪一个级别的,是教育部的、是国家的、是省里的、是市里的、是学校的,只要拿到国家课题就身价百倍了。另外一个看文章,看你发表在哪一个级别的刊物上,是权威刊物、一级刊物、二级刊物、三级刊物。我在很多场合都说,现在做评审专家太容易了,小学生水平就够了,因为他只要认识一、二、三就可以了。评审专家基本不需要看文章,也来不及看文章,大家匆匆忙忙坐下来,一两天时间把所有东西都搞定了。我自己是2009评的教授,事后有人告诉我,说我只有省部级课题没有国家课题,所以课题栏打了B,因为在《文学评论》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文章,所以论文栏就打A,教学是长期积累的,教学评价很好都是A。其他就看有没有拿奖或获得荣誉称号。四个综合指标都非常明白的,一个一个对照就是。至于你做什么研究写什么文章,没人关心。

顺便说一下,我评教授时,其中一个专家评语就是陈(子善)老师写的。我当时跟陈老师还不认识,后来在北京开会碰到陈老师,还跟陈老师交流过。现在的一般情况是,评审前赶紧给专家们打电话,这种情况太普遍了,太多了。陈老师在温州有一个学生叫俞磊,是我同事,后来知道是陈老师给我写评语,他就跟我说你,怎么不早跟我说,早跟我说,我就跟陈老师打一声招呼。我说事先没打招呼,陈老师也给我写得挺好的,但陈老师这样的专家现在越来越少了。

还有一个事情,我的导师有一年做国家精品课程的评委,在他接到教育部通知的前一天晚上,他说就已经接到北京、上海的很多电话。这就是学术的现状,很可悲的现状!我自己现在带了不少研究生,每一年都是想方设法找关系,找自己的朋友和老师,想办法把学生的文章推出去发表。我找关系的动机是善意的,主要想避免一点,不想让这些学生一开始踏入学术之门,就误以为文章可以买版面发表,可以不认真写。因为现在发表论文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,平常我也接到很多电话,问老师你有文章要发吗,我们这里可以提供权威的、可以提供一级的。我一般接电话就说,我发文章是要稿费的,不给版面费的,对方马上就没兴趣了。现在这个东西已形成一个产业链,文章代写给多少钱,就是文章也不要你写,你告知名字然后给钱就可以;还有一种你写了要发表,发权威刊物要多少钱,发一级刊物要多少钱,完全成为一种买卖了。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可悲的事情!

再谈一个问题,温州的几个文化老人,与我个人的关系非常好。几年前,我做了一个唐湜先生的年谱,今年又做了一个莫洛先生的年谱。我做这样的工作,是受了钱理群先生的影响,他强调,做人文研究的人首先要知道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。其实周氏兄弟——鲁迅和周作人在绍兴时首先做的也是地方民间文化的研究,从这里做起是对的,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脚下的土地,然后才有可能认识更广阔的土地。

最后再说说现在的大学教授,一方面要应付各种评估,另一方面太高高在上了,很多人关起门来做学问,我觉得学问还是用之于世的。我最近参与审订一套小学生《名家文学读本》,这个事情在现行的高校评估制度中是毫无用处的,但我在跟小学老师、钱理群先生、吴福辉先生、陈思和先生这一帮人一起做的时候,觉得特别开心。因为我感觉到大家都是用心在做,按钱理群先生的说法,我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。

在座的诸位,能来参加这个民间读书年会,我想都是理想主义者,至少在这个特别讲究实用的年代,完全称得上是理想主义者。我作为高校内的人,对在座不在高校工作的代表们表达我的一份由衷敬意。谢谢大家!

   

方韶毅:收藏,任何领域都一样,行里有一句话叫有钱、有识、有闲,这三者缺一不可。刚才各位讲了一些,有些人有钱,为藏书而藏书,我也在温州见过一个藏书的人,家里的书确实很多,并且都是什么书都买,居然把《鲁迅全集》的封面全部扔掉,我一看为什么是光溜溜的金装,很好的版本。这样就失去了趣味了,他认为不好看,书也良莠不齐,有些是很脏的,有些是很干净的,甚至是连《鲁迅全集》是没有护封的。那里可以称得上是小的图书馆,这一点我就不喜欢,一点趣味都没有了。

    藏书不能为了藏书而藏书,还有一个你收的东西一定要有所用处,要写点东西。应该是有所新发现。藏书界最近有很大的改变,包括谢其章、赵国忠先生,写了很多。收藏了很多东西,关键是能够有所新发现,不是一般的我们写的书话。这几年书话也烂了,什么东西都往书话筐里面装。读书界里有个现象,各自吹捧,各自自娱自乐,我是希望利用民间藏书做点研究,把藏书里的东西往深层次方向推。

现在说出书。现在出书,成本说低也低,说高也高。出书的人也很多,但我觉得要有一个底线,不能乱出书。我也跟出版有点关系,以前做过出版的工作,交了很多的学费,也想做市场化的书。既然现在出书是这么一个状况了,我有一点感想,就是把效益达到最大化,投了这么多成本去做书了,希望把书做的更漂亮一点,纸张印的好一点,宁可页数少一点,市场流通要进入一点,不能是纯粹自娱自乐。就讲这么多,谢谢!

 

      陈子善:刚才他讲的那个喜欢书的朋友把封皮都拿走了,我还碰到一个更有趣的。他对书的内容兴趣不大,对书的装帧有很大兴趣,专门收集民国时期出版物,他认为看得上眼的、他认为喜欢的都收集。在深圳开了一个展览,我看了大吃一惊,书固然很漂亮,也是很难得可以看到的书。因为民国时期的书是都是有上、中、下册,尤其是长篇的有四册、五册的,但是他这只要一册,因为以后封面都是一样的,我何必要一样,所以都是残本,都是第一册,人家怎么卖给你,他说,我出钱还买不到我要的东西。他说,我没想到这么多,我就想到封面就够了,这个也很有趣。

我提前离席了,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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